李路明，这个名字在出版社的会议室里是“李社长”，在艺术圈的体面场合下是“老李”，在信件的抬头是“路明兄”，在“早晨八、九点的太阳”面前是“路哥”，在狐朋狗友当中是“路痞子”……特别让人提神的是“痞子”，在长沙，它的普及程度仅次于正经的“先生”，它是对于骨子里带有三分邪气的男人的尊称（当然仅限于男人之间使用）。虽说李路明有着一官半职，大多时间里不在行为上让人混同于自由快活的艺术家，但他深深懂得“痞子”一词的重要性，除了在工作中不摆架子，他还努力使自己的痞性上升到文化意义，例如反对艺术批评中的新八股，提倡平民化。

　　他那模样长沙人一看就知不是长沙人，所以长沙人的那些恶习——例如明目张胆地在高尚的空调车厢内吸烟——不会摊到他身上。此人产自湖南西部山区隆回县，在北京完成最后学历，1984年落户长沙，与当地三教九流打成了一片。不过，和所有从邵阳周边地方来到省城的能干人一样，李路明注定是一辈子也说不好长沙话，只有弃母调而改操广播腔。长沙人民原谅了他，因为他们也有一先天性缺陷：说不好普通话（十有八九把“湖”念成“扶”）。

　　照片中的他和真正的他差别不大，这一点方便了海关机场派出所，也让女孩子们感到货真价实：既瘦又白，四只眼，衬衣从不齐整地扎进裤子里，裤子从来都是牛仔布。至于照片中表现不出的那些方面，用不着检举揭发，与他混久了便能自动发现：有点懒，懒到不肯走多几步去卫生间，偏要将一只塑料小桶永久地置放在办公室的角落里，这对于一个“干部”来说似乎过分了一点……

　　哪里哪里，李路明随即纠正道，他的懒只是表现在生活方面，对于工作，他可是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。那么好吧，我们信他一回，因为他的办公室除了塑料小桶，还有枕头和被子，这说明他为了工作有时连睡觉也懒得回家了。

　　刚到长沙那阵子，李路明还仗着自己是学理论出身，写过几篇兴风作浪的文章，但是很快地，不知受了什么刺激，他自己摘掉了理论家的帽子，干起了绘画的行当，同时又利用理论家的余温，给自己的绘画命名为“新形象”，一时间追随者众。这些绘画总题为《种植计划》，其中的几幅在1992年那次没有后续的艺术双年展上得了个奖赏，从此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当代美术史。打那以后，我一见到光溜溜的树干就必然想起李路明，一想起李路明就必然想起他那对结构清楚的没有毛的腿，这大概就是吕澎当年所说的“生效”。

　　眼看着湘军里少了军师，众人一再劝李路明重出江湖，夺回法定的话语权，但都被他当作戏言。他想成为画家，理由只有一个：好玩。随着出版社职务的加重，他用于作画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于是他的画越画越简单，由几棵树变成了一只手，最后被人装进一个叫做“艳俗艺术”的大箩筐倒进历史后不了了之。

　　李路明绘画的“第三期发展”是对《种植计划》的设备更新与偷工减料，它的产生伴随着观念上的出尔反尔。故事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力普及电脑的年代，出版社上上下下全要改装设备，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，电脑就搁在你桌上，玩不玩由你。李路明放出歪论，说电脑是操作员小姐所用，艺术家只用人脑。我在他说这句话的当儿，趁机把他桌上的电脑搬了走，骗他说改天换个手提给你使使。几年后的某一天，李路明兴冲冲来到广州，叫我去他的酒店房间，说是将新作品演示给我看。我一进屋，就看到床上有一台正打开的手提电脑，马上明白他背叛了他自己。李路明关上门，给我搬了一张椅子，像产品推销员一样地向我仔细介绍他如何找到了一劳永逸的方法，如何使《种植计划》与“数码原生图像”实现了接轨。我还是老样子，对于电脑，除了打字排版，再无其他兴趣。我搞不明白，我们俩起点相同，立场一致，为什么我能宁死不屈，而他就脚跟子那么软？跟他提起以前的歪论，他只是笑笑，嘴涡成了一个菱形，一只手在我肩上拍个不停，另一只手指着屏幕说这不是很好嘛。又过了一个月，我再次见到他，问他那些“原生图像”进展如何，他说冲走了冲走了，给某月某日的病毒冲走了。好啊！我说，内心感到十分高兴。

　　自从李路明迷上数码绘画后，我们之间就“艺术”进行交流已变得相当困难，可能我天生是一个古典主义者，而他则真正站在反传统的前沿。考虑到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走一条区域（如北京，如上海）强势路线，我和一些朋友曾暗示李路明不必在绘画上下太多功夫，以免被大鱼当小鱼吃掉，但是这些好意都被他打折处理了。不管时机是不是有利于他，不管批评是否跟从于他，他都一心一意要建立自1990年以来逐步演化而成的个人（新）形象系统，在我看来，这有点像受苦的农民报仇雪恨。还好，这个时代并非人人都像我一样拒绝非手工的东西，有些人乐意相信新的手段必然带来新的观念，也有些人相信重要的不是手段的新旧，而是视觉经验的多样性。最近，在长沙四维空间的那次“中国感觉艺术展”上，李路明的《红色日记》系列作品的确吸引了一大批人，其中少不了少年网虫。在他们的眼中，这些没有笔触的“数码原生图像”也许比传统形式的绘画更容易让他们走近艺术，而这一点，刚好对应了李路明釜底抽薪式的平民化主张。

2000.8.11

原载于《视觉21》2000年12期